《美国人谈工作：他们整天做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美]斯塔兹·特克尔著，刘禹汐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版，968页，168.00元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斯塔兹·特克尔（StudsTerkel，1912-2008）的《美国人谈工作：他们整天做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Working:PeopleTalkAboutWhatTheyDoAllDayandHowTheyFeelAboutWhatTheyDo，1972、1974；刘禹汐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1月）是一部重量级的访谈录，记录、呈现并书写普通人的职业生涯、生活感受和社会观察，开创性地探究了普通美国人面对工作的心态和真实感受。从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它是一部口述史巨著，反映了宏大的、纯粹依赖文献记录的历史叙事所缺失的丰富细节和现实质感。
亚当·科恩（AdamCohen）的“前言”应该是写于2002年，他说：“该书面世之时，可称得上是一则披露真相的启示，一扇可一窥那些我们几乎从未闻其音声的美国人之思想的窗户。……《美国人谈工作》一书中的口述历史就像是从遥远的时代寄来的信件，充满了惆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产力迅猛发展，但是工作满意度却呈垂直下降之态。在阅读《美国人谈工作》这本书时，我们不能不去思考在工作场所出现了什么问题。”（前言，x-xi）科恩称这本书为“小人物独白集”，更准确地说就是普通人关于工作与生活的感受实录和思想实录。那些感受与思想中固然有些是比较雷同的、平庸的，但是更有不少是很独特和深刻的，有些也是很幽默诙谐的。这些被采访的普通美国人大都谈到对工作与生活之意义的感受与看法，有人感到空虚、不满甚至绝望，有人则认为工作有意义、生活有盼头。科恩认为该书“开创性地探究了‘普通人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梦想’，当美国开始重视、也必须要去重视那些不快乐的劳动人民时，本书会提供一些重要的深刻见解”（同上，xiii）。看起来，“不快乐的劳动人民”是这部访谈录的核心面向。
前后三年的采访，“普通人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梦想，不断让我感到惊奇。无论时代如何令人困惑，无论官方语言如何杂乱，那些被我们称为平凡的人都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个人价值感，或者更多的时候意识到价值感的缺乏”（同上，xxxvi）。说到底，那些普通的美国人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感”，就是这部长达九百多页、采访了一百多人的访谈实录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但是，这位工人还有另一个愿望是很浪漫也很人文主义的：“我想开一家集书店和酒馆于一体的店。（笑）我想有一个地方，大学生能来，钢铁厂的工人也能坐下来聊聊天。在这个地方，工人不必为读沃尔特·惠特曼的书而感到难为情，一个大学教授也不必为他周末粉刷了房子这种事感到难为情。”（12页）在现实中，这样的书吧有了，但是钢铁工人和大学教授坐在一起聊天喝酒的情景恐怕还很少。
同样也是对于职业身份的态度，垃圾清理工尼克·萨莱诺（NickSalerno）能坦然对别人说自己是开垃圾车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这工作的工资很高。当孩子在学校被人瞧不起的时候，他这么对孩子说：“宝贝，这是一份好工作。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没有偷钱。你有你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也并不喜欢与别人谈论工资，“不喜欢听到我们的工资比一个教师高。……教师应该挣到更多的钱，但不要从我这里拿”（180页）。如果不是有相对比较高的工资，这位垃圾清理工人恐怕不会那么坦然吧。虽然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但是只有工资才是硬道理。
身为警察的雷诺·罗宾逊（RenaultRobinson）在访谈中谈到了职业伦理的重要问题，因为他“注意到了工作的双重标准，黑人受到的待遇是一种，而白人的待遇又是另一种。我学到了一件事：是白人控制了这个城市的黑、赌相关的事儿。白人赚了大部分的钱，而很少有人被逮捕。被逮捕的都是黑人。”另外就是上司会让他们为了凑指标而去抓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其他区平齐了”。于是他们会找到一个瘾君子，然后逼他供出供应商在哪里，去逮捕他。我们会给他一些钱，让他从另一个供应商那里买东西，然后我们也会逮捕他（233页）。这是从现实到好莱坞电影中都常有的情节，在黑白两道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充满了共享的智力和手法，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正义伦理总是会被嘲笑。这位警察敢于在访谈中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应该说他没有什么顾忌。
弗兰克·德克尔（FrankDecker）是一位州际卡车司机，自1967年大罢工以来他一直是钢铁运输司机兄弟会的组织者。“四十六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协会，让运输司机能有机会为自己说话，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还与卡车司机工会进行了一场风起云涌的斗争。”（335页）德克尔自己对卡车司机这个职业群体的描述很有意思：“卡车司机是个很奇怪的存在，他们很保守。他们来自农村，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商人。但在他们的外表下，他们真的很民主、仁慈和自由。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告诉他们，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你很可能会被打掉脑袋。但是，当你开始谈论的东西，战争，孩子们，当你真的谈论这些的时候，他们支持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他们想在上面贴上一个保守的标签。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341-342页）但是大多数州警不会这样看，他们总是认为卡车司机是不法分子、小偷和超载者，而卡车公司和工会也不会维护和提升卡车司机的形象。有些警察还会有意设置各种陷阱，然后敲诈那些外地司机。如果这些司机不想私下与警察达成交易，就要交保释金和出庭。然后等你在警局做完保释之后再回来的时候，你停在路边的车的轮胎没了，驾驶室被撬了，收音机也没了。这是成千上万卡车司机的遭遇。那些警察与干这些事的人其实是一伙的（345页）。于是德克尔说“你有一种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带着一车酒水冲破封锁线的感觉。你有一种想打警察的感觉”（344页）。这使我想起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美国电影《车队》（Convoy，导演:萨姆·佩金帕，1978），讲述的是一群卡车司机反抗不合理的限速规定，与公路上与警察、军警斗智斗勇，最后受到民众英雄般的欢呼的故事。我们在学校的露天操场上看完之后，讨论的议题不是反抗，而是“七彩的美国车队开进了中国”。就是因为影片中的美国司机所带来的可乐、麦当劳、流行音乐等七彩的文化冲击，记得后来有人写了文章发表在油印小报上。
比尔·塔尔克特（BillTalcott）的工作身份是“组织者”，听起来有点陌生，难以想象这是一份什么工作。他自己说：“我的工作是试图改变这个国家。这是我选择的工作。人们问我‘你为什么干这行？’的时候，就像问你得了什么病似的。我不觉得自己有病。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病了。日常的不公正只是让我比其他人更感到难受。”（551页）开口就是要改变国家，在许多人看来这可真的是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但是这本来就是应该有人去做的工作——在权力体系之外应该还有人也来关心如何改变国家。既然是要改变国家，“组织者”这个概念也很贴切。塔尔克特对自己的工作也有比较具体一点的说法：“我试着把那些被制度压制、排斥的人聚集在一起。你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一个将会赋予他们做出改变的力量的组织。每个身处社会底层的人都集中在这里。十年前，人们可以说穷人受苦，中产阶级得过且过。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同上）从塔尔克特的经历来看，读过大学、参过军，在六十年代为重要的民权组织工作过，在旧金山的黑人社区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在派克县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成功地阻止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开采一块坡地的计划，在这土地上为孩子们建了一个公园。这事让他看到了希望，从内心相信有能力改变现状，需要的只是勇气。因此，他说“我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在生活中发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幸运儿之一。”他还说“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辞掉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有，比如说，六十五年的时间吧。你怎么能把四十五年的时间浪费在做自己讨厌的事情上呢？”（556页）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问题实在扎心：难道只要辞掉工作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吗？其实在这段访谈中，更重要的是塔尔克特的工作经历使他产生的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权力已经被少数人掌握。上层很小，底层很庞大。……他们有权力做坏事……”（552页）“历史的问题是，它是由大学教授所书写的关于伟人的历史。历史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很多小人物聚集在一起，决定为自己和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557页）只是寥寥几句，但是从政治的权力结构到书写历史的权力，都是小人物应该奋起反抗的现实舞台。最后他想做的一件事也很有意思：“我想在一个由国家管理的老人院里走向我生命的尽头——组织人们和老人院的管理者进行战斗，因为他们没有管理好。”（557页）在我看来，管理好国有的养老院、改善老人们的生活当然很重要，而且即便斗争失败了，对于那些被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的老人和组织者来说也是好的——小时候我们就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斗争肯定会使那些原来只是晒晒太阳打发时光的老人焕发出革命的青春。
还有一位受访人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组织者”，但是他有一个正式的身份是“神父”，这让人有点惊讶。刚满三十岁的莱纳德·杜比神父（FatherLeonardDubi）是圣但以理教堂的副主任司铎，他有两个身份：全职神父，社区组织CAP（公民行动方案，Citizen'sActionProgram）的联合主席。这个CAP社区组织会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向该市的政治和工业权力经纪人提出了挑战。他把之前在天主教慈善机构担任执事的工作比作是“渔夫”——试图用人工呼吸和创可贴让处在困境中的人们重获新生，然后又把他们送回那个把他们推入困境的社会中去。于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做更多工作，而不仅仅是给人们包扎伤口。在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倾听中，他对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印象是：他们都有偏见，都讨厌黑人，都支持在越南的战争；他们几乎不关心穷人（865页）。后来他发现“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我们的声音的音量。面对一个现在被视作不可接近的人，让他在我们面前露面并表明他的立场。人民在政治上已经变得独立了。他们最近赶走了一位市议员……这些人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以被称为市政厅，可以叫做私人公司。也可以叫大款。”（869页）音量、立场、独立和敌人，这是杜比神父的关键词，都很锐利和沉重。而把“音量”看作是最强大的武器，竟让我想起张国荣在电影《红色恋人》中喊的那句话：某人的耳朵是聋的，只能听到枪声！杜比神父当然不是过激的行动者，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在联邦爱迪生公司的会议上打断了董事会主席的发言，由此深刻地体会到“自由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发言权。……如果你是个只说‘好的’的人，你就不能成为一个人”（871页）。实际上这位神父说的是自由与发言权均是不可让渡出去的权利，失去它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至于只会说“好”，后来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有时候我们在微信中都喜欢听到那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的声音。
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说他的职业是掘墓人，我肯定会认为他说的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肯定会想到他是一位左翼思想家。但是埃尔默·鲁伊斯（ElmerRuiz）就是一位真正的挖掘坟墓的人，已经挖了八年的墓，一天最多能挖出六七座墓。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一点自豪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掘墓人的。你可以以任何方式挖一个洞。一个掘墓人，你必须挖得很平整才行……它是多么方正，多么完美。一个人的躯体要进入这座坟墓。这就是为什么在挖墓时，你需要技术。”（786页）这是一门技艺，为陌生人的生命旅程打上句号的技艺。一个有着这样的丧葬文化传统的社会不能缺少它，因此鲁伊斯在访谈中谈到两年前在纽约发生的罢工事件，使两万具尸体躺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埋葬他/她们。对于这份工作，人们也会因为好奇而想知道一些问题。比如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会问他，是不是真的会在四五年后把坟墓里的人挖出来，然后换上新来的死者。他说这不是真的，“这些人被埋葬以后，就会永远埋在这里”（788页）。这既是职业伦理中的生死之问，也是行业童话中的终极之思。除了为技艺而自豪之外，鲁伊斯还有一个让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的理由：“我不认为工厂或办公室里的任何工作有多好。你整天都能呼吸到空气，这真是太美了。割草的时候，草的味道，真是太棒了。”（790）
在受访人中，律师这个职业是我比较关心的，尤其在美国的刚出道的青年律师。菲利普·达·芬奇（PhilipdaVinci）是一名二十九岁的律师，原来一直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处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三年前他和一个同事突然辞职，到西部流浪去了。什么原因？一是工作压力太大，“这种类型工作所需要的全身心的投入，你每天、每周、每月所投入的时间，有一个不断燃烧直到熄灭的过程。一般人在这里一待上两年就会退出了。这行对身体的压力绝对是太大了，还有情感上的，天啊！”（834页）我好像是在采访现场亲耳听到他的诉说一样，实在太能理解了。二是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感和痛感。“你只是因为自己的无力而变得情绪病态。你想拿起枪去抓那个打了十三岁孩子的警察。你准备诉状，提交诉状，然后去陪审团面前，为一个被五个警察打得头破血流的孩子拿到二十五美元。你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给这个孩子一把枪，然后说：‘好吧，去面对吧。’但这些都是令人沮丧的时刻。”“这段经历帮助我看清了很多事情，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这个系统对人的影响。”（835页）在头破血流的孩子与几个警察之间，你能如何面对呢？这位青年律师两次提到了“枪”，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多年前还有一部音乐剧，其中有一首叫《枪》歌曲一出场就燃爆了。尽管如此沮丧和极端无力，但是这位青年律师还是告诫自己要“保持对希望的把握——更多的人会意识到。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事情会变得更好”。我相信他一定会看到的。
消防员汤姆·帕特里克（TomPatrick）是全书最后一位受访人。他对自己工作的意义看得很清楚、很感人，表达得也很朴素：“这个该死的世界是如此混乱，这个国家是如此混乱。但消防员，你真的看到他们在实打实地干活儿。你看到他们救火。你看他们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抱着孩子。你看到他们在一个人快死的时候，嘴对嘴地给他施救。你无法绕过这种倒霉事儿的。这是真实的。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想成为人。……我可以回过头来说：‘我帮着扑灭了一场火。我帮着救了某个人。’这显示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911页）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也是所有“不快乐的劳动人民”最让人感动的一段话。
李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