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了黑壮汉

＂不嫁！打死我也不嫁！＂我将搪瓷饭碗重重摔在地上，碎片四溅。

母亲的脸瞬间沉了下来，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微微颤抖。

那是1976年的春天，北方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

我叫周丽华，在县纺织厂当挡车工，那年刚满二十二。

在单位里，我是个有名的＂挑剔精＂，相过七八次亲，没一个看得上眼的。

＂你这丫头，眼睛长在头顶上了是不是？＂母亲总是这样数落我。

母亲王桂芝是纺织厂退休的老工人，如今在家务农。

父亲早年因矽肺病去世，是在煤矿干了十多年落下的病根，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我们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六十年代盖的平房里，两室一厅，红砖青瓦，窗框上的油漆已经斑驳剥落。

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木椅，墙上挂着父亲的黑白照片和一幅＂五谷丰登＂的年画。

那天早饭后，母亲神神秘秘地跟我说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张建国，县煤矿的采煤工，是个好后生，工作踏实，还是矿上的先进生产者呢！＂母亲的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芒。

＂煤矿的？＂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爹就是在煤矿干出的病，您忘了？＂

＂我怎么会忘？＂母亲叹了口气，＂可人家建国不一样，他是技术工人，待遇好，有本事。＂

＂您见过他啊？＂我不死心地问。

＂见过两回了，老实本分的一个小伙子，长得结实，能干。＂

＂哦，是个＇煤炭精＇呗！＂我嗤之以鼻，＂黑不溜秋的，谁要啊！＂

＂你这死丫头，说啥呢！＂母亲生气了，＂人家皮肤黑是干活晒的，那是庄稼人的本色！你以为你是谁家的千金小姐？挑三拣四的！＂

＂可是厂里的姑娘谁不想找个体面人？＂我委屈地辩解，＂刘玉梅不是嫁给了供销社的会计吗？天天干净体面的。＂

＂你以为你是刘玉梅啊？人家爹是县革委会的！你一个工人家庭的闺女，就该找个踏实过日子的！＂母亲突然提高了嗓门，＂我活这么大岁数，看人还不准？＂

＂就不嫁！＂我赌气道，随即摔了碗。

母亲的眼圈红了，转身走进里屋，不再说话。

晚上，我偷偷听见母亲在屋里轻声啜泣。

第二天一早，母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却若无其事地做着家务。

＂妈，我＂我想道歉，却不知从何说起。

＂明天，张建国要来家里，你好好收拾收拾。＂母亲背对着我说，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

我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反驳。

第二天下午，我穿着唯一一条像样的蓝色确良布裙子，手足无措地坐在堂屋里。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我的心跳加速。

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门口，黝黑的脸庞，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嘴唇略厚。

＂阿姨好，丽华同志好。＂他的声音低沉有力，像山间的岩石，厚重而沉稳。

他进门时微微弯腰，似乎怕自己的个头太高显得不礼貌。

张建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制服，裤脚打着补丁，头发剪得很短，露出饱满的额头。

他的手很大，指节粗壮，掌心布满老茧，递过来的茶碗被他衬得小了一号。

我偷眼打量他，不得不承认，他虽然黑，但眉眼周正，透着一股憨厚。

可那黝黑的皮肤还是让我心里直打退堂鼓。

＂建国是咱矿上数一数二的好小伙，去年还上了县劳模榜呢！＂母亲笑着给他夹菜，＂小丽，你也别害羞，多吃点。＂

饭桌上，张建国话不多，但每次回答都直截了当，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他说他今年二十五，从技校毕业就在煤矿干了七年，如今是采煤队的副队长。

＂你们矿上不是常出事故吗？＂我小声问道，其实是想挑他的刺。

＂是有风险，＂他认真地点点头，＂但我们有安全规程，只要按规矩来，一般不会出大事。＂

＂那你为啥不换个工作？＂我继续追问。

＂我爹也是矿工，我从小就想着接他的班。＂他的眼神变得坚定，＂挖煤不丢人，没有煤，厂子就开不了工，家家户户就没法生活。＂

我一时语塞，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临走时，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我。

＂厂里发的糖，给你尝尝。＂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转身大步离去。

纸包里是两块奶糖，包装纸上印着＂大白兔＂三个字。

我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常在下班路上＂偶遇＂张建国。

他每次都穿着那套洗得发白的蓝制服，手里提着饭盒或者拎着工具包，远远看见我就笑。

那笑容朴实无华，却格外温暖。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排斥他了。

五月初，在母亲的软磨硬泡和张建国的真诚打动下，我终于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矿上给他们放了三天假，我们匆匆办了婚礼。

婚礼很简朴，厂里的几个姐妹和矿上的工友来喝了杯喜酒，没有鞭炮，没有彩礼，连婚纱照都没有，只在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合影。

我穿着借来的红绸旗袍，他穿着新买的藏青色中山装，站在一起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照片上，他的笑容略显拘谨，我则是心事重重。

我们的新房是矿上分的一间十二平米的平房，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全部家当就这些了。

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还摆着一盆开得正艳的天竺葵。

＂这是我养的，＂他不好意思地说，＂想着你来了，屋里能亮堂点。＂

那一刻，我的心微微颤动。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张建国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满身煤灰地回来。

他很少说话，但做事细致入微。

家里的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里的杂草都被拔得干干净净，连窗户上的玻璃都被他擦得一尘不染。

每次发工资，他都原封不动地交给我，只留几毛钱买烟。

可我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常常感到失落，暗自埋怨母亲不该给我找这么个黑不溜秋的男人。

那年夏天，全县因为电力紧张经常停电。

一天晚上，我正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衣服，突然＂啪＂的一声，屋里陷入一片漆黑。

＂又停电了！＂我叹了口气，手忙脚乱地找蜡烛。

正在这时，门开了，张建国回来了。

＂停电了，我从矿上带了灯来。＂他单手提着矿灯，昏黄的光线照在他脸上。

那一刻，我忽然看清了他坚毅的轮廓和深邃的眼神，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在灯光下闪着微光。

他小心翼翼地把矿灯挂在屋梁上，然后坐下来，拿出一块手帕擦拭着脸上的煤灰。

＂今天又下到八百米了，＂他低声说，＂那么深的地底下，黑得连手都看不见，全靠这盏灯。＂

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每天面对的是怎样的工作环境。

＂累不累？＂我轻声问。

＂习惯了，＂他笑笑，露出一口白牙，在黑脸上格外显眼，＂挣工分嘛，总得拼点力气。＂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他告诉我煤矿里的事，如何在狭窄的巷道中爬行，如何在黑暗中辨别方向，如何在危险来临时迅速反应。

我第一次觉得这个黑壮汉有些与众不同。

八月的一个深夜，张建国满身是血地回来，把我吓坏了。

＂你这是怎么了？＂我慌忙拿出药箱。

＂没事，小伤。＂他坐在椅子上，让我帮他包扎手臂上的伤口。

原来邻居家的小子调皮，掉进了废弃的水井。

张建国路过听见呼救声，二话不说跳下去，抱着孩子爬上来，手臂被井壁上的砖块划伤了。

＂你怎么这么莽撞？＂我一边给他消毒一边心疼地责备，＂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都火烧眉毛了，哪还顾得上那么多？＂他倒是一脸轻松，＂再说了，我在井下干活，对付这点深度不算啥。＂

我看着他手臂上的伤口，又深又长，血迹未干，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心疼。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握住了他的手。

＂谢谢你救了孩子，你是个好人。＂我轻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笑容比往日更加温暖。

1977年初的一天，天寒地冻，我正在厂里加班，突然听见有人喊：＂周丽华，你家张建国出事了！＂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顾不上交接，撒腿就往医院跑。

一路上，我的脑子里全是他那张黝黑的脸和憨厚的笑容。

到了医院，只见走廊上挤满了人，全是矿上的工友。

＂嫂子来了！＂有人喊道，众人自动让出一条路。

病房里，张建国躺在床上，全身绑着绷带，脸色苍白，但眼睛还是亮的。

＂你这是怎么了？＂我扑到床前，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旁边的工友告诉我，矿上发生了塌方事故，十五名工人被困在井下。

张建国带领救援队冒着危险，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先后救出了十三名被困工友。

最后两人被埋得最深，眼看顶板就要垮塌，张建国硬是一个人冲进去，把人背出来，自己却被落石砸中了腰和腿。

＂傻丫头，哭什么？＂他费力地抬手，笨拙地为我拭去泪水，＂男人嘛，受点伤不算啥。＂

我握着他粗糙的大手，第一次细细端详这个男人。

他的手掌宽厚有力，布满了老茧和伤疤，黝黑的皮肤下是突起的青筋。

这双手，挖过多少吨煤炭，救过多少人的性命啊。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我心中升腾——这就是我的丈夫，一个普普通通却又非凡的矿工。

＂对不起，我以前＂我哽咽着说不下去。

＂傻话，＂他笑了，＂我知道自己黑，当初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太好看了，配不上我。＂

＂是我配不上你！＂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泪如雨下。

母亲闻讯赶来，看着病床上的女婿，老泪纵横。

＂建国啊，你这是何苦呢，才结婚半年啊！＂母亲心疼地说。

＂没事，阿姨，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张建国安慰她，＂丽华在家没人照顾，您多帮衬着点。＂

母亲抹着眼泪，看着我们的样子，欣慰地说：＂丽华，我没看错人吧？建国这孩子，实在。＂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她不是要我找个体面人，而是要我找个真心疼我的好人。

张建国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就去照顾他，喂饭、擦身、按摩。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却让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

出院后，他的腿落下了些毛病，走路时会轻微跛行。

矿上考虑到他的伤情，把他调到了地面工作，负责调度和安全监督。

日子慢慢好起来，1978年，我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张坚强，寓意像爸爸一样坚强勇敢。

日子虽然清贫，但我们过得踏实而幸福。

每天清晨，他总是第一个起床，生火做饭，然后才轻手轻脚地叫醒我和孩子。

晚上，他会给孩子讲矿山上的故事，那些关于勇气和担当的故事，孩子听得入迷。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

我们县城也有了变化，新建了商场和电影院，街上的人们衣着也逐渐鲜艳起来。

我们搬进了新分的两居室楼房，添置了新家具，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每到周末，邻居家的孩子都挤到我们家看《西游记》，张建国总是笑呵呵地给他们剥花生瓜子。

1985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取名张丽丽。

每次看到张建国小心翼翼地抱着女儿，那双曾经握过煤镐的大手如今轻柔得像捧着珍宝，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发现，他黝黑的皮肤下，藏着一颗最炙热的心。

他不善言辞，但处处为我着想；他没有甜言蜜语，但每一个行动都饱含深情。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他都会送我一束野花，是他下班路上亲手采的。

＂比不上城里卖的那些洋气花，但这些是山里长的，生命力顽强，＂他憨厚地笑着，＂就跟咱们的日子一样，朴实但经得起风雨。＂

1992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县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年轻人纷纷＂下海＂经商。

张建国的几个工友也辞职出去闯荡了，回来时开着小轿车，腰缠万贯。

他们劝张建国也出来干，说以他的人脉和能力，做煤炭生意肯定行。

＂咱就是个老实巴交的煤矿工，还是干老本行吧。＂张建国摇摇头，婉拒了邀请。

＂你真不想试试？＂晚上，我忍不住问他，＂他们赚那么多钱，咱们还在原地踏步。＂

＂钱是好东西，＂他认真地说，＂但安安稳稳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再说，我干了一辈子矿工，突然改行，怕是不适应。＂

我不再劝他，心里反而升起一股敬意。

在浮躁的年代里，他依然保持着本心，这样的男人，值得托付终身。

1998年，国企改革大潮来临，很多人下岗失业。

我所在的纺织厂也不例外，濒临破产，职工们人心惶惶。

一天，厂长宣布实行买断工龄政策，愿意的可以领取一次性补偿，离开厂子。

回家后，我忧心忡忡地把这事告诉了张建国。

＂你想买断吗？＂他问。

＂不知道，＂我叹气，＂厂里待了二十多年，突然让我走，心里不是滋味。可不走吧，听说厂子撑不了多久了。＂

＂那就买断吧，＂他拍拍我的肩，＂咱们还有我这边的工资，不至于过不下去。你在家好好歇歇，这么多年辛苦了。＂

就这样，我办理了买断手续，离开了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纺织厂。

本以为会不适应，没想到在家的日子也过得充实。

我学会了做各种可口的饭菜，照顾上了年纪的母亲，还在社区找了份兼职工作。

张建国则在矿上继续着他的工作，如今已经是矿上的副矿长，负责安全生产工作。

他的头发开始斑白，脸上也有了皱纹，但依然精神矍铄，走路带风。

每天回家，他第一件事就是问我：＂今天累不累？有什么新鲜事没？＂

然后耐心地听我讲述一天的琐事，仿佛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故事。

2006年，张建国年满五十五岁，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仪式上，矿长给他颁发了＂优秀共产党员＂的证书和奖章。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紧握着那个小小的奖章盒，眼睛湿润。

＂三十多年了，＂他低声说，＂一晃就过去了。＂

我挽着他的胳膊，感受着他的情绪，突然意识到，这个男人把青春和汗水全部献给了矿山。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繁星，回忆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他突然笑着问。

＂记得，你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站在门口，黑不溜秋的。＂我调侃道。

＂我那天紧张得要命，＂他笑了，＂心想你这么漂亮的姑娘，肯定看不上我这个＇煤炭精＇。＂

＂你还记得我当初这么叫你啊？＂我有些不好意思。

＂记得，＂他点点头，＂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就是个老老实实的煤矿工。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月光下，他的脸依然黝黑，但眼神温柔如水。

我靠在他肩上，心中满是感激和爱意。

如今，四十年的光阴已经悄然流逝，当年黑壮的煤矿工人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我们的儿子在城里工作，女儿嫁到了邻省，每逢节假日才回来看我们。

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两人，和当初刚结婚时一样。

只是，曾经的小平房变成了宽敞的楼房，曾经的黑白电视变成了彩色液晶，曾经的自行车变成了小轿车。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我始终如一的疼爱和关心。

每天清晨，他还是第一个起床，给我端来热水和早饭。

每天晚上，他还是坚持给我捶背揉肩，缓解我的腰酸背痛。

有时，我会握着他粗糙的大手，想起这双手曾经为我们家付出了多少。

那黝黑的皮肤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和汗水。

＂以后啊，咱们就这么一起慢慢变老，＂他常这样说，＂你老了也好看，我老了还是＇煤炭精＇。＂

我们相视而笑，笑容里是岁月沉淀的温情。

母亲去世前，握着我的手说：＂闺女，人这一辈子，找个疼你的实在人，比啥都强。＂

是啊，感谢您，母亲。

您用您的智慧，为我选择了一生的幸福。

如今回首往事，我庆幸自己当初没有一味追求所谓的＂体面＂，而是接受了这个黑壮汉的真心。

在平凡的日子里，他用踏实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那个曾经被我嫌弃的＂煤炭精＂，成了我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