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印象派的画作中，那些身着华贵服饰的贵妇手上总能看到一把精致的小阳伞，带着这把阳伞，她们或闲庭信步于巴黎街头，或出现于花团锦簇的公园一隅，曼妙婀娜的身姿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你或许不知道的是，这些两个世纪前的网红阳伞，很有可能是中国制造，是私人订制的外销伞。
在位于西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内，就有一把来自19世纪60-70年代的外销白缎地彩绣人物伞。在这把远销欧洲的私人订制品上，你将看到两个世纪前，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和他们喜爱的中国元素。
这把伞长啥样？两个世纪前的欧洲人都偏爱些怎样的中国元素呢？这把伞又是如何来到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柜里呢？
这把外销白缎地彩绣人物伞，现在可以在丝路馆“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展的三层展厅中看到，年代为19世纪60-70年代。伞长41.5cm，伞面周长24.5cm，是广州外销绸伞中的精品。走近细看，你会发现其伞面、伞柄的雕划精美绝伦、细致入微。
它以五色网格流苏为边饰，象牙伞柄满工镂刻树叶、花卉、菊瓣纹，伞顶装饰有象牙人物圆雕，用料奢侈。再看伞面，伞面为缎地刺绣，以伞骨分割成八个块面，每幅自成画面，分别刺绣庭院教子、忽得任命、升官发财、灵猴献瑞、猎虎有功、仕途升迁、官至一品、荫护三代等中国历史故事和戏曲场景。画面首尾相连，上下有序，变化中显动势，严谨中藏生动，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有有趣的动植物，还有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好汉，刻画栩栩如生，极具东方情趣。
此外，徐铮表示，这把伞也是广绣技艺的集大成者。广绣色彩对比度较强，从其伞面多蓝、黄、红等色，且画面绣得较满来看，这把绸伞应是广绣作品。
再仔细看，八个伞面的八幅画中也暗藏玄机。其中一面上的一座塔尤其抢眼：尖尖的塔，挂满风铃。徐铮表示，这样的造型灵感应该来自前不久登上过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的南京大报恩寺里的五彩琉璃塔。五彩琉璃塔代表了中国造塔工艺的最高水平，并因《尼霍夫游记》的介绍而名扬海内外，欧洲人曾经把大报恩寺琉璃塔作为中国文化甚至东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此外，你会发现虽然八块伞面的主角都是清朝官员，但伞顶的象牙人物圆雕则好像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
广绣的绸伞怎么来到我们杭州的呢？据徐铮介绍，这把伞是博物馆征集得来的，馆藏品中还有一把相似式样的蕾丝阳伞。
伞面八个块面的主角都是“满大人”，伞顶的象牙人物圆雕则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为何会有如此个性鲜明的设计图案呢？这就要讲到外销品的两种订制形式了。
徐铮表示，私人订制的外销品一般有两种形式：来样加工和来料加工。何为来样加工，即订制方确定设计图案和风格，加工方，也就是中国的工匠，只需要按样加工即可。至于后者，即从设计到加工均由中国的工匠完成。
这件阳伞是谁设计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便是中国人设计外销欧洲的商品，不论是丝绸伞还是丝绸画，设计内容肯定是欧洲人喜欢的，比如欧洲人眼中的中国，这也解释了一些外销品上的中国传统人物形象，常常会长了一副高鼻梁白皮肤的欧洲人的模样。
我们也可以猜想，伞面上的那么多“满大人”，或许就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印象最深的元素和情景吧。而伞柄最上端那个长了西方人脸的象牙人像，或许也有几分入乡随俗的意思吧。不过，这张脸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把伞就是外销欧洲的商品。
为什么会从广东出口呢？这便与广州当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广东位于中国大陆最南部，北靠五岭山脉，南面界临开阔的南海洋面，是距离欧美最近的航线起点，这种地理位置奠定了其在对外交往中的前沿地位。18世纪中期以后，广州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之地，成为清代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和中转基地，中国的丝、瓷、茶和各类工艺美术品在这里集中并传播到海外。
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盛，也得益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一度盛行于欧洲的那股中国风。
15世纪欧洲大航海时代打通了丝绸由中国直接传入欧美的通道。17-18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愈见频繁，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丝绸，是其中的一股风。丝绸制作的阳伞，是其中一道独特的风尚。
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公共花园的兴起，中上层女性的户外活动增多。在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到公园散步、野餐等，成为了她们日常休闲活动的一部分，外出服饰也随之成为时尚展示的重要一环。太阳伞是女性外出必备的配饰，有刺绣、蕾丝等各色款式，搭配应季时装，有助于展示优雅的身姿，也能遮挡陌生游客的眼光。
在印象派大家莫奈的画作《撑阳伞的女人》、《花园里的女人》等中，都能看到这股阳伞风。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阳伞，大批量的订单从欧洲来到中国。
西方对中国丝绸产品的需求并非仅限于阳伞。在陈列这把阳伞的展柜不远处，是仿造意大利Govone城堡“中国房间”的展厅，走进去，你会看到绣有岭南传统民居图案的双面绣披肩，还有印着德意志哈布斯堡家族的双头鹰图案的帷幔。它们都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角，通过这条繁忙的贸易线，从中国来到欧洲，成为欧洲上层社会和宫廷的宠儿。在现实中，这个城堡二楼的“中国房间”的主墙上还装饰有1740-1750年来自中国的手绘清代“耕织图”墙纸，主要描绘了养蚕、缫丝、织造等蚕桑丝绸生产场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欧洲对中国东方帝国和中国文化的钦羡和向往。而像Govone城堡这样的“中国房间”在当时欧洲的不少宫廷中也甚为流行，“有的打造茶室，有的装饰来自中国的工艺品”，这股强劲的中国风也悄然影响了欧洲的建筑。
18-19世纪，中国为外销设计、生产的各类提花、手绘、刺绣织物、服饰、家纺等则从广州远渡重洋输往欧美各国。与此同时，在中国，清代皇室则模仿起了西洋锦，生产带有西方特色的大洋花锦，中西文化在十九世纪得到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