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说卦》有云：“润万物者，莫润乎水。”老子则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两者都将水的作用说到极致。大运河从北到南，贯通江、淮、河、济“四渎”，隋代开凿，元代全线贯通。大河中流，帆樯云集，仕宦商贾，络绎奔辏。此后，京都的繁华得以源源不断地涌向南方，江南的富庶资源得以满载着流向北方，南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得到运河之水滋润。

位于运河南端的江南佳丽地塘栖，亦因舟行之利、水利之便成为富饶之地、鱼龙之宅。鱼龙之宅即“水国”，陆龟蒙《水国》诗：“水国不堪旱，斯民生甚微。”孟浩然《洛中送奚三还扬州》诗：“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亦称“水乡”或“水市”，许棠《登凌歊台》云：“云帆高出树，水市迥分桥。”陈羽《长安早春言志》：“九衢日暖树苍苍，万里吴人忆水乡。”

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大运河，见证了水乡塘栖的成长与变迁，奠定了塘栖“鱼龙之宅”的水乡格局，拓展了活动空间，促进了对外交流，丰富了文化内涵。

拥河而立，千百年来大运河奔流不息，悉心哺育着这座江南名镇

塘栖在北宋之前为一名不经传的渔村，渔民三两散居，未成村落。北宋时其地称“下塘”，有下塘寨、下塘巡检所等朝廷设置的军事机构。汶阳周弼有诗云：“水宿唐栖寺，何缘更浃旬。千山今日路，三岁异乡人。”南宋文天祥北上与元人谈判，留有“是晚泊谢村。次日，天祥自北栅登舟，同众官会于唐栖”之语。

元至正十九年（1359），张士诚占据吴地（今江苏苏州），准备自吴进驻杭城，以濑溪为航道较为便利，然而五（武）林港以上港道狭窄淤隘，不便大军行进。于是，张士诚征发民夫20万，开凿河道，经10年艰辛，终将窄小航道疏浚成畅通巨河。新开运河自五林港至杭州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长45里，阔20余丈。明正统七年（1442），巡抚周忱主持兴筑运河塘岸，自北新桥至崇德，长13272丈，今名下塘。自此水陆并行，更利塘栖。

然而，南宋时塘栖地当山溪运河交汇处，涨水迅而泄水难。清张之鼐《栖里景物略》卷之一：“唐栖临大溪，曰栖溪。”潜初子岳《元登图书编》云：“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落巨区；一由余杭而入于栖溪，至镇复而为两，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由至嘉兴而东，入于海，故曰通济桥为首冲焉。”塘栖运河之上曾建有桥梁，大抵为木桥。然时有洪水，波涛汹涌，桥难建又容易倒塌。元末明初之际，两岸居民来往均靠竹筏渡河，若遇疾流十分危险，每年溺毙死伤者三四起。

明弘治间（1488-1505），鄞县人陈守清往来其地，目睹其险，盟记在心，筹资建桥。始募建于明弘治二年，因所需资金甚巨，陈守清用完了当地善信捐助的银子，又花尽自身积蓄的百两银子。工匠费殷，久莫就绪。他竟割绝俗念，摒弃妻子，剪发奔走，近若苏杭，远至京师，哀乞于四方。其时，正德皇帝朱厚照尚未继位，正在青宫（太子宫）奉太皇太后之命，遣官遍施名山大川。机缘巧合，闻陈守清建桥之举，不禁肃然起敬而为之感动，周太后助银四百二十两，武宗在青宫亦赐三十两，并无量寿佛一轴，衔御宝。朝廷三公宰辅对陈守清募修通济桥事迹亦纷纷慷慨解囊，以助建桥。陈守清获得官民资助，全身心投入建桥，在塘栖乡绅和百姓通力合作下，大运河上的通济桥得以重建。经始于弘治二年(1489)，建成于弘治十一年（1498），历时九寒暑。如光绪《唐栖志》所言：“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唐栖官道所由，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水陆辐辏，商贾鳞集，临河两岸，市肆鹊焉。”自此，行人不必提衣蹚河，乡坊也有了安全的依靠，塘栖渐成江南名镇。王同在《唐栖志》里认为：“栖里自张士诚开浚大河，风气未聚，得建此桥，然后行旅无褰裳之苦，闾闸有锁钥之依，渐成名镇。”

陈守清于塘栖溪河上造石为桥，既长且广，题其桥栏曰“通济桥”，取变天堑为通途，广济大众之义，故又称“广济桥”。拱桥七孔，阔二丈八尺，长四十六丈，如碧天长虹，横跨大溪之上，宏伟壮观，堪称奇景，时人赐以“碧天”之佳名，俗呼“通济长桥”。

长桥建成后，吕需欣然命笔，写下《长桥晚眺》，其云：

远眺成高陟，因之解睡魔。

碧天秋水渺，红树夕阳多。

列岸摇酤旆，连舟起棹歌。

欣逢谢康乐，吟啸更如何。

诗中有“碧天秋水渺”句，故桥又称碧天桥。

朱麟直接以《碧天桥》为名写下一诗：

虹桥矗鳌柱，呼吸通座侧。

灏气冲星辰，水天长一色。

细察桥梁上所镌桥名，果真是“碧天广济长桥”。

塘栖广济桥，古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见证了数百年水流共帆影不绝，周身印刻着两岸繁华变迁的痕迹

桥成，陈守清又募缘于桥南建造广济庵，俗称“总管堂”。庵以桥得名，堂取总管长桥之义。万历十一年（1583）重修，庵旁建普同塔，时值太后周氏、太子朱厚照（武宗）赐帑金四百五十两及《无量寿佛图》一轴，于是充拓殿宇，供无量寿佛，四周卫以罗汉、天人、善才、大士变相。历年既失，殿庵日渐颓敝，卓明卿为之心动，乃与住僧行山商议修葺，而里人沈尧卿、陈楠赞助之。塘栖望族卓氏自瑞安迁塘栖后，素以经商积家，卓明卿父卓贤善于经营，家遂饶裕，财雄一方。卓明卿生平疏财好义，拯贫救乏以百金者，不可胜数。修桥梁、建道路、筑陂塘、设义学，出资建大善寺，葺永清庵、两佑圣院，造里仁桥等。岁荒，尽出储粟贱卖之，又设糜赈食饥者，助乡里度过灾荒年月，里中翕然归义而称贤。此番修复广济庵，开辟阶前建楼五间，增广禅堂，修筑蔚道，浚放生池，规模宏敞。建庵的目的是为护桥，桥之兴废，在于庵之盛衰，随时修葺。

卓明卿有《重葺长桥广济庵记》记载此事：“唐栖镇界武林、吴兴间，当山溪之会，涨速泄艰，桥梁易圮，居民苦之。鄞人陈守清竭力秉诚，哀乞于四方，得金若干，造石为桥，既长且广，功亦普矣。复创庵桥南，度徒守之。时值孝宗朝皇太后、太子赍金求福，遂尔充拓殿宇，有御赐《无量寿佛图》即供无量寿佛。历年既久，庵日就敝。余尝为动心，乃与僧行山谋之，而沈尧卿、陈楠赞之，因辟前阶为楼五楹，增广禅堂，开径浚池，规模宏敞。夫庵以桥创，桥之废兴，视僧盛衰，修葺宜急……桥庵成仅百年，自守清衣钵传至行山、实琦凡八代，而行山、实琦不忘本宗，协力葺而广之，以图固久，则桥恃庵以永传矣。此举乌可已哉。万历癸未首春，光禄寺监事、里人卓明卿撰。”

王同《唐栖志》载：“通济长桥在唐栖镇，弘治二年建。一名碧天桥，俗名长桥。上有昭恩碑记，邑人副使邵锐撰。弘治间鄞人陈守清募建，桥计七洞。嘉靖庚寅桥裂，里人吕一素捐金修。丁酉复舍金重修。万历癸未、天启丁卯及国朝康熙乙巳屡圯屡葺，辛卯北堍又圯，吴山海会寺僧朱皈一与如意庵僧大生募建，甲午十月竣工。”

其时，苕溪水系源短流急，其处又系省内主要暴雨中心区。若久雨或数至，天目万山之水，势溢以倾，怒涛奔蹙，霪潦溃放，支派分合汇归于苕溪，溪腹容受无几而不能骤泄，堤堰倾圮，漂没庐舍，“流尸散入旁邑，多稼化为腐草”。苕溪一带又下贯杭嘉湖三地，“上接天目，下通武林、吴兴、嘉禾诸邑”。明时，溪之上游实受钱塘诸山之水，“当其大发，则径冲旁注，水为桥拒，涌为波涛，旋为湍激，澎跃击撼，桥几陊裂”。又“掣桥之主洞掀走载形，崩溃可待”。汹涌的河水要将大桥主洞掀塌。自弘治十一年（1498）广济长桥建成至嘉靖九年（1530），仅三十二年后，大桥已危乎殆者。

清嘉靖九年（1530），桥裂。里人吕一素继承祖上尚义舍财的先德，捐金修复。嘉靖十六年（1537）又舍金重修。“父诏子严，祖德孙阐。尚父有后，奕世其衍。”“集工改构，砥以坚桩，圈以巨珉，范金以钩其联，灰蜃以弥其隙。”再一次对桥身作了加固，保护了通济桥，使过往行人得以安全通行。清《康熙仁和县志》有载：“弘治间，鄞人陈守清募建，桥计七洞。嘉靖庚寅桥裂，里人吕一素捐金修，丁酉复舍金重修。”

明万历癸未、天启丁卯，及清康熙乙巳，广济桥屡圮屡葺。“辛卯北堍又圮，吴山海会寺僧朱皈一，与如意庵僧大生募建，甲午十月竣工。”即在明天启七年（1627）、清康熙四年（1665）、康熙五十三年（1714）等多次修葺，先后有许令典撰《募修唐栖长桥略》、卓天寅撰《重修长桥碑铭》、徐士俊撰《重修长桥碑记》以记其事。今从碑文可见广济桥之建造与缮修过程，展示了工匠在桥梁设计和施工中的卓越才能。

广济桥是古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历经500余年仍雄踞京杭大运河之上，成为历史沧桑的真实见证。2014年6月，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广济桥作为遗产点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东汉时期的文字学家许慎在其名著《说文解字》有云“桥，水梁也”，广济桥作为大运河上唯一的七孔古桥，是悠悠运河蜿蜒之梁，不仅承受着交通枢纽的重任，又仿若历史的守望者，见证过商贾云集，记录着世事变迁，逐渐演化成为临平独特的文化时空坐标，已在数百年来的传衍中尽展风华。由此，从运河全流域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讲，广济桥是真正的“第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