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座帝陵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下、黄河岸边，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直接为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

◇“作为多民族政权，西夏文化多样杂糅，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中原农耕文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

◇贺兰山多山洪，西夏陵在贺兰山下矗立近千年，从未遭山洪毁坏，离不开王陵建造者所修筑的防洪工程。这些古人顺地势修建的防洪工程，有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王朝如流星般闪过，短暂却璀璨。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与宋、辽、金等王朝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曾控制河西走廊。然而，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灭后，因史料匮乏、文字阻隔，西夏逐渐销声匿迹，从此扑朔迷离。

幸而，贺兰山下的苍茫巨冢在近千年风雨中仍巍峨屹立，以其气势恢宏的陵寝布局、颇具特色的陵园建筑、精美的琉璃构件和丰富的残碑石刻，诉说着西夏昔日的繁荣辉煌。

走进西夏陵，是一次探寻历史之旅，更是一次感悟文明之旅。党项族、汉族、回鹘族与吐蕃族等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西夏陵；而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亦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见证。

王朝缩影

20世纪30年代，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卡斯特尔飞越宁夏贺兰山时，用随身携带的相机“定格”下山脚下一片奇怪的建筑——圆锥形的“土堆”，并收录进其《中国飞行》一书。

这些“土堆”是什么？“土堆”下又埋藏着什么秘密？

约40年后，宁夏考古人员钟侃和同事在凛冽寒风中初次走近这些“土堆”时，心中疑惑恰如卡斯特尔。

年轻的考古者捡回一些刻有神秘文字的残碑，便一头钻进浩瀚史料中。他们翻遍史书，终于发现蛛丝马迹。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同时，明代安塞王朱秩炅也曾写过一首《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神秘土冢，很可能与西夏帝陵有关。残碑上的神秘文字，亦被考证为西夏文字。

据史书记载，李元昊立国前夕，授命大臣野利仁荣以党项语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度变成无人能解的“天书”。

带着这些“土堆”可能就是西夏帝王陵墓的期待，1972年，宁夏文物部门正式对这片区域开展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根据陵墓规模和独特的月城结构，从数百座陵墓中辨认出史书中有明确陵号记载的9座帝陵。然而，这9座帝陵分别归属哪位帝王却迟迟没有定论。

和钟侃一起踏入这片神秘陵园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学者李范文。在李范文眼中，西夏文字是打开西夏历史与文化的钥匙。为此，他毅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西夏故地宁夏工作。在这次考古发掘现场，李范文被安排负责后勤，他便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一文一碑地辨识。

六年里，李范文对3270块西夏残碑逐一考释，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和《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出近6000个西夏文字，最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夏汉字典》，成为继西夏学开拓者王静如之后第二位捧回法国儒莲奖奖杯的西夏学学者。

李范文解密西夏文字的执着，为西夏陵考古发掘工作带来突破性进展。

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从中成功拼合出一块西夏文碑额，并考释出碑额上16个西夏文篆书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由此，七号陵被确定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确定主人的陵墓。

“九座帝陵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下、黄河岸边，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直接为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王昌丰说。

从大学时选择“宋夏战争”作为自己的论文主题起，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已深耕西夏学近40年。在这个蜚声海内外的西夏学学者心中，西夏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全世界研究西夏者“必到之地”。

“站在陵墙上，双目所见，唯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杜建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