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林斤澜（左二）与兴安及浙江作家钱国丹

上世纪90年代刚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兴安

现任作家出版社编审的兴安

1987年兴安与浩然（左一）在《北京文学》青年作家培训班上

1987年林斤澜（左二）与《北京文学》的编辑及作家在山东泰山

2018年李陀在兴安水墨艺术展上签名

2010年，《北京文学》六十年的时候，我曾在《文艺报》写过一篇文章《〈北京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十五年的记忆》。所谓十五年的记忆，就是我曾经在《北京文学》工作了十五年，从大学毕业，二十三岁，一直到2000年，三十八岁。整整十五年。

离开《北京文学》的二十年里，我几乎没参加过《北京文学》的活动，但它像个影子一样，时常伴随着我，挥之不去。至今，经常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还会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还有人甚至误以为我还在那儿任职，向我投寄稿件。有一年，我参加台湾作家张大春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的读者见面会，我和敬泽、止庵等做嘉宾，敬泽那时是《人民文学》主编，会后某大报在发表综述的时候竟然给我安的头衔是《北京文学》主编，让我好生不自在。

说句真心话，我非常感激《北京文学》，它让我在大学刚一毕业，就能迅速地与文学靠得那么近，接触到了那么多我心仪的大家，同时也让我见证和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变革和九十年代的辉煌。我能变成今天的我，《北京文学》是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梯。

除了撰写上面的文章之外，我还写过一篇调查报告《1990年代前后〈北京文学〉的几点考察》。之后再也没有写什么，但我的很多文章，都会不自觉地涉及到那个时期的经历或背景。

林斤澜

“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

说起《北京文学》，真的有说不完的故事，很多人物如昨日般历历在目。还是先说说主编林斤澜先生吧。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说：“林斤澜先生是那种即使不在了也不让人相信他真的离去的人，他的笑声是独一无二的，满含着达观、幽默、健康、机智、深邃和神秘。而且他的笑似乎是带着永久回响的，它保留在喜爱他的人的耳膜里、刻在人的记忆中。”如今，林老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

我作为他的手下有幸多次聆听林老的教诲。那个我经常引用的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和比试噩梦的轶事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后来我找来原出处的那本书《文学写照》，发现高尔基的记述并没有林老讲得精彩，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解读其实是一次新的文本阐释，也可能是一种超越。记得有一回，我去当时他在西便门的家里聊天，他非常高兴，拿出一瓶马爹利酒，给我足足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半杯。我们畅谈文学、人生，还有那些难得的文坛趣事，喝得非常尽兴。我喜欢听林老讲话，林老也喜欢我这个倾听者。林老的夫人谷叶是钢琴家，所以，我们的聊天通常是在隔壁琴房缓缓的钢琴伴奏中展开。我的意念有时会被琴声吸引过去，落下了林老的某句话，林老发现后只是呵呵一笑，自己举起酒杯抿一口，然后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我们继续交谈。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文学》已经不好发表余华的作品了，1992年《收获》杂志刊发了余华的七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活着》（长篇《活着》的前身），已经卸任主编两年的林老，专门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最近读了余华的新作《活着》，是一篇杰作，劝我一定读读。那时候我们谁也想不到，包括林老，这本书在二十多年后，会发行到1000万册。

在林老的告别会上，播放的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节奏活泼而欢快，这使我想起当年汪曾祺先生的告别会，播放的是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曲调优雅而温柔。我想这两首曲子应该都是两位老人生前最喜欢的音乐，两位老人以各自的乐观方式，拒绝了哀乐，在音乐的选择上达成了默契，从而也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刻。

浩然

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浩然先生肯定是新中国之后一位重要的作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办刊者。他那时居住在河北省三河县，主编着当地的一家文学杂志《苍生文学》，刊名是以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命名。有人甚至说，他是以《苍生文学》的标准来办《北京文学》。——这些往事我就不想深入地谈论了。我只想说，浩然是一个好人。他一辈子保持了农民的本色，关心农民，并毫无保留地帮助农村的写作者。作家刘恒（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就曾这样评价浩然：“我一直敬重他的人品。”也正是他的人品、他的善良和宽容，让他没有固执己见。

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经常组织作家聚会，一次是1996年在北京顺义召开的北京新生代作家笔会，他特地从三河赶来参会。另一次是1998年在雁栖湖召开的北京郊区作家笔会，他恰好在平谷深入生活，听说我们在此开会，主动来看望大家。就是在这次会上，他送给我了他刚刚出版的自选集，并给我题写了“作家靠作品活着”的赠言。

1999年底，浩然先生辞去了《北京文学》主编。2000年春节，我与作家陆涛专程到三河，给浩然先生拜年。他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不放。那时候我也离开了《北京文学》。我们两个人从上下属关系，变成了文学前辈与晚辈的关系，彼此显得更加轻松和自然。临走，他送我和陆涛一人一套他重新再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2008年，浩然先生逝世，我没能参加他的告别仪式，但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我的博客上。我写道：“我有幸曾在他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时和他共事过8年。我认为他不光是个中国农民文学的标志性作家，更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践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确实，浩然先生的人品在北京文学界是共识的。我非常怀念他。浩然先生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在今天也许读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他小说中那些充满个性和时代特征的人物（萧长春、马立本、滚刀肉等）依然鲜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的短篇小说，比如《喜鹊登枝》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清新、干净，富有新时代的乡土气息，表达了刚刚翻身后的农民的喜悦和单纯。”这算是我与他的最后道别。

李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

再说说李陀先生。他在林斤澜主编《北京文学》时期担任过副主编，同时他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北京文学》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他是生长在北京的达斡尔族人，我是少年时期来到北京的蒙古族人，两个人的老家都在呼伦贝尔，所以，我与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且我一直在内心中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因为，在《北京文学》期间，他是对我影响最多的人。

1986年至1989年初，他经常叫我去他在东大桥的寓所，给我介绍认识从各地来访的年轻作家，格非、孙甘露，还有后来的沈宏非都是那个时候结识的。记得他的客厅很小，书架、沙发、地上摞满了各种书籍。他讲话中会时不时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

70岁以后的李陀先生比起80年代时的性情舒缓了许多，笑容里也是有了谦和，但他批评家的独立的品格和对事物的敏感一点也没有减弱。有一年，他回国，我试图组织一次当年与李陀先生常在一起的作家老友聚会，却被他谢绝了。他告诉我，三十年没见了，每个人的思想、经历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思想，甚至包括立场都产生分化和分歧，所以没有必要见面，有些人我也不想见，即使见了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况且我很忙，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我理解他的想法，便放弃了这种聚会。

如今他已经年过八十，比我父亲小一岁，应该是81岁的老人了，可是在我的意识里，他依然像是一个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思想活跃，精神矍铄。去年夏天，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说，他今年就不回了，想集中时间写东西，包括他的新长篇小说《无名指》，小说在《收获》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热议，他征求了一些好友的意见，需要做些修改。之后又是一年，今年疫情肆虐全世界，美国尤其严重。他在美国应该还好吧，我非常惦念他。

文并供图/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