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

文/刘长华

神话、传说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勃兴是20世纪世界上一大文化景观。民族的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根柢，中国新文学重述民族神话、传说即是从上古源头找到与现代文明、世界潮流相融相契的心灵原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分而述之，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具有以下源头活水之精神依归。

强大的人格意志力量。中国上古神话在讲述人与世界之间关系时，其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世界最终是如何征服的。相关英雄的流芳百世，并非基于他们的丰功伟绩。这些神话之所以被代代口耳相传，主要是因为它们彰显了人格意志力量的强大，人们深为服膺。神话学者袁珂曾将“夸父”等一干群体称为中国的“巨人”族，“愚公”等亦在列。“夸父”是虽“败”犹荣，“愚公”的“成功”是他的行为意向感动了“天帝”。“大禹”可能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以其生命不尽“填海”不止，“杜鹃”则哪怕“泣血”也要把行人召回故乡。原始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说法应是取自这些精神母体。中国新文学的“新民”与“立人”思想充分表达了对神话英雄人格的向往。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中的“女神”们胆敢再造人间生天，因为她们抱定了“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的雄心。鲁迅的《铸剑》不问“复仇”成功与否，而着意于“眉间尺”如何蹈厉性情和视死如归。汪静之的《精卫公主》修改版最终突出精卫的心魂是“不填平东海誓不甘休”。闻一多的《南海之神》、刘梦苇的《希望》等诗歌都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夸父追日”“共工之怒”“吴刚砍桂”等几乎成了文学中的最大公共意象，力推反抗精神，作品借以给民族提气壮神。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昌耀的《划呀，划呀，父亲们！——献给新时期的船夫》、杨炼的《诺日朗》等也是歌颂强力和奋进姿态。这些都是对强大人格意志力量的深情呼唤。

单纯干净的人性向度。“嫦娥奔月”中的“嫦娥”不忠于爱情，背着丈夫独自偷吃灵药，其结局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在古人看来，爱情不是向对方的一味索求，而是彼此互相付出。爱情是人性自私与否的测试剂。鲁迅的《奔月》虽另有深意，但也对“嫦娥”的贪婪和欺骗深表不满。冯至的长篇叙事诗《蚕马》取材于干宝的《搜神记》，讲的是小姑娘思父心切之下信口开河，以托付终身给马匹兑换其搭载自己见到父亲，事成又反悔，甚至将马杀掉以达封口，结果引火烧身，蜕变成一头蚕虫。爱情不能轻诺，轻诺者往往寡信，寡信者必造“报应”。现代作家高长虹、臧克家、吴祖光等或改写或重述“人”“神”之恋时，都强调了情感的非功利性，他们动人肺腑的爱情确实注解了“只羡鸳鸯不羡仙”。爱情如此，人生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单纯干净的人性在中国文化中就是“贤”“圣”“神”，《白鹿原》中的关中大儒“朱先生”就是“白鹿精魂”，《古船》中的“隋抱朴”就有几分神光灵明。与神灵对话，表达对单纯干净的人性之向往，在中国文学长卷中，庄子和屈原首开其中两章，而后世多有萧规曹随者。

与物同游的和谐精神。崇尚“物我一体”是中国神话的一大内质。“化生”神话中就明确表达了外在世界是由盘古、女娲、夸父等人的肉身生衍而来。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深觉科技制造了新的奴役，使人为机器所束缚，所以重提“神性”以图拯救。但中国新文学作家并不以为然。郭沫若在《天狗》《日出》《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歌中，就以神话来比附现代科学。现代科技的“伟力”在郭沫若看来就是中国人曾经所想象的“神力”。诗歌中现代意识极强的卞之琳，在20世纪80年代迈出国门时，异域的声色光电让他再次领略了科技的魅力，民族神话也相应成为他由衷歌咏人类之伟大的意象。另外，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是“德性”的，他们有着“挟山超海”的能力，但绝不率性而为、以自我为中心，恰恰相反，中国神话中的“神”崇尚集体主义。“三皇五帝”作为人祖，以救民于水火而著称，就是身体微弱如“精卫”者也是通过“填海”与人方便。新文学作家在构建英雄与神时，也常常突出他们的集体主义。张恨水的《我是孙悟空》从标题上看好像这篇作品有惊世之论，主人公要大展放诞不羁之举。但小说的主旨是集中性地指向“孙悟空”怎样除妖、为民除害，而不是“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因此，英雄们是与广大百姓命运与共、心气互洽。“夸父”“莫邪”以及“太阳”“土地”这些神性的意象，无不是集体力量的象征，给民族整体以激情、信心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