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并未远去。即便只计算这两年新闻中的“家暴”，从美妆博主宇芽前男友、蒋劲夫家暴事件，到今年拉姆惨剧，已经足以让人愤怒。在传播中，有的事件以受害者命名，有的以施暴者命名，而在这些事件里，即便双方已经不是夫妻或恋人关系，人们仍然习惯称之为“家暴”。

撰文｜榕小崧

01

一场事先预谋的“车祸”，

1960年11月25日，拉丁美洲多米尼加的街头发生了一场事先预谋的“车祸”。曾参加过刺杀拉斐尔·特鲁希略的米拉贝尔三姐妹，被凶手残杀于乱棍之下。但官方则对公众宣称，她们死于车祸和坠海。

预谋这一切的特鲁希略，是一名以残暴和好色著称的独裁者。他坚持占有每一个部长的妻子，据说是为了让她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三姐妹中的米娜瓦不幸被他看中，她冒着生命危险在公开场合拒绝了特鲁希略的求舞。后来经历多重波折，人称“蝴蝶姐妹”的米拉贝尔三姐妹成为了反抗者的精神领袖，并参与组织了特鲁希略刺杀行动，可惜行动以失败告终。当时已经陷入内外交困局面的独裁者，将升腾的恨意指向了反抗他的女性。

三姐妹的悲剧催化了激愤的情绪，半年后特鲁希略被不知名人士暗杀。“蝴蝶姐妹”遇难的11月25日，在1981年被拉美女权主义者定为“反暴力日”；1999年，被联合国正式确立为“世界消除对妇女暴力日”（InternationalDayfortheEliminationofViolenceagainstWomen）。这里的“暴力”泛指一切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亲密伴侣的暴力、性暴力、性骚扰、人口贩卖、童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

2019年，联合国为反暴力日确立的主题是“橙色世界：世代平等反抗强奸”（OrangetheWorld:GenerationEqualityStandsAgainstRape），世界各地将举行为期16天的集会活动，但活动从11月23日开始，便在全球范围开展——意大利蒙特西托里奥宫被打上红色的光，巴黎女性手举紫色标牌上街游行抗议暴力，布鲁塞尔的街头摆着象征女性侵害的红色高跟鞋装置，厄瓜多尔女性在面部画上鲜红的十字……

02一名中国女性打破沉默，

平均要经历35次家庭暴力

“子宫出血”四个字仅仅说明了结果，真实暴力的可怕，克制的新闻文字难以准确地传达。在一些家暴案件的法庭审理记录中，或许能看到更直接的描述。2009年，26岁的北京女性董珊珊，被丈夫王光宇家暴致死。在审理过程中，王光宇这样描述家暴场景：“用拳头打她，用脚踢她，从卧室门口，一直踢到床上，哪都打、哪都踢，直到她倒到床上为止，也不知道踢了她多少脚……”

《女人无名》，[美]艾米莉·温斯洛著，徐晓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4月。

那么离开一个家暴者，到底有多难？对于这个问题，数据或许能更直观地回答你。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全美每分钟大概有20个人正在遭受亲密关系里的肢体暴力。据美国国家防家暴热线的统计数据，一个遭遇家暴的美国女性平均需要尝试7次，才能够彻底离开加害者。而据全国妇联第三次调查统计数据，在婚姻过程中遭受伴侣辱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行为等不同程度家庭暴力的女性，占到了总调查比例的24.7%，而受害人在选择报警之前，平均要遭受35次家暴侵害。

看到这些数据令人不免疑惑，家庭暴力，究竟为何能在一段亲密关系中，钉住女性？

03以“爱”命名的陷阱，

以“操纵”为底色的侵害

在“你为什么不离开他”的责问背后，藏着一种社会隐藏认知：被家暴的女性，往往懦弱且缺乏主见。但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家庭暴力，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美国作家LeslieMorganSteiner，就是一名非典型家暴受害者。她毕业于哈佛，手握沃顿商学院的MBA学位。结婚前她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世界500强公司工作，强势有主见，但却在被未婚夫用手掐住脖子带着头往墙上一次又一次、脖子上的掐痕刚刚褪去的五天后，Steiner穿上她妈妈的婚纱，嫁给了这个在未来两年多的婚姻生活中，每周都有1-2次家暴行为的“灵魂伴侣”康纳。

Steiner为什么不主动结束这段关系？在《疯狂爱情》一书中，她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虐待，因为我是这段情感关系中强势的一方。”那段不幸的婚姻，是一场以“爱”命名的陷阱。他们在纽约的地铁上相识，康纳穿着深蓝色的羊绒大衣，一头浓密的金发，带着农场大男孩式的笑容，他在华尔街的投行工作，在日后的交往中不断对Steiner表达崇拜。他甚至向她透露了自己的秘密——小时候他曾因为被继父家暴导致辍学。

《疯狂爱情》（CrazyLove）书影

Steiner对自己的工作和人生足够自信，却对家暴模式和发展一无所知。她以为自己依然是主导方，依然能够帮助伴侣走出童年创伤，却陷入了对方布下的陷阱。先是被幻象蒙蔽，接纳自己在关系中的“强大”；接着被施暴者引诱，离开熟悉的环境，隔离受害人。康纳说纽约有太多不美好的回忆，辞掉了工作要Steiner和他去另外一个城市，Steiner虽然不想离开纽约但还是答应了。暴力便在新的环境中，肆无忌惮地发生了。每当家暴之后，康纳都会解释自己是受童年创伤影响，一切都是偶发的，只有Steiner能拯救他。

宇芽的故事，与Steiner截然相反。她在亲密关系中是弱势的一方，起初被施暴者吸引，带有盲目的崇拜之情。但两个人的故事，都带有“操纵”的底色。Steiner被虚假的强势感所操纵，宇芽则被对方施加的“自我矮化”所操纵。

家暴研究者们，一直在探索这种“操纵”背后的机制。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美国家庭暴力研究所的心理学家蕾诺尔·沃克提出了“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在采访了1500名受害人的基础上，她总结出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存在包含四个阶段的暴力周期：

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过于简单，而且蕾诺尔·沃克当年所做的访谈不具备最广泛的代表性。不过她用来解释暴力周期为什么会存在的“习得性无助”理论，至今依然广泛地被流行解读采纳——家暴受害人在经历过无数次暴力之后，意识到自己无力阻止施暴者，在心理上越来越被动，越来越无助。“习得性无助”是建立在“隔离”的基础之上，施暴者出于害怕自己的罪行在外人面前暴露的心理，将受害人进一步推向孤立无援的处境。长此以往受害人可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施暴者偶尔施予的善意面前迷失自我判断，陷入爱意中丧失理智。

《呐喊：中国女性反家庭暴力报告》，陈敏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心理学的分析，似乎过于重视个体案例。为了解释复杂的家暴事实，与更广阔的文化环境相结合，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多的理论。研究者黄列在《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一文中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女权理论关心性别背后隐藏的结构性暴力，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被文化所默许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作为男性附属的地位在当代社会并没有完全绝迹……

无论何种理论，都挑明家暴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反抗家暴，不应只是女性和受害人的人生命题。

04大众对家暴的谅解空间在缩小，

家暴成本低廉的难题依旧存在

无论中外，都曾一度对家庭暴力予以轻视，中国古代社会完全视妾如财产，视妻为附属；英国18世纪的法律规定丈夫需要对妻子的行为负责，有权在妻子有错之时予以惩戒。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容忍，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据戴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家暴问题》一文分析，狄更斯小说中无论中产阶层还是劳工阶层、还是在街头谋生的无业者，女性都在家暴面前选择忍耐和哭泣，宁愿忠于伴侣也不向法律求助：短篇小说《医院中的病人》中年轻的女性被家暴伤到要害，坚持称自己是意外导致受伤，即使警方警告她伪证也救不了凶手，她依旧为男友的清白辩护，直至过世。不过狄更斯发现了家庭暴力与自己坚持的人道主义背道而驰，在描写时带着同情和悲悯。与之相比，女性作家如安妮·勃朗特则敢于对家暴说“不”。小说《女房客》中的海伦，带着孩子离开了丈夫，成为一名独立女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电视剧照。

在今天，大众对“家暴”的谅解空间日益缩小。讲述家暴问题的早期影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互联网常见的话题，大热影视作品《大小谎言》《致命女人》中的家暴话题，总能触动大众心中紧绷的弦，《致命女人》最后让“家暴男”自相残杀的戏码，直戳观众“爽”点。而去年因家暴成为舆论热点的“阳光男孩”蒋劲夫，昨日再度因家暴登上微博热搜，粉丝这下再也无法为其洗白。“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这句话的流行，也反映了大众对家暴的心态。

美剧《致命女人》中被家暴的女邻居。

在反家暴人身保护令施行之前，家暴受害人还要提防施暴者的报复。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女性不敢离开施暴者——她们害怕离开后，会面临更可怕的暴力。

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最突出的内容就是设置了反家暴人身保护令。“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然而人身保护令该如何申请，对很多受害人来说仍属于知识盲区。

但愿宇芽事件，能成为一次普法契机。所有正在遭受家暴侵害的中国女性，你们不必像1960年的“蝴蝶三姐妹”一样，成为暴力的牺牲品。根据《反家庭暴力法》，你们有权得到隐私保护、有权申请临时庇护和安置、有权申请更换监护人、有权要求警方出具告诫书、有权要求警方协助就医鉴定伤情，有权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Tips

2.政府和民间的法律援助机构会提供相关的免费法律服务，也可向妇联求助。24小时法律援助热线：12348

3.报警电话：110

发短信报警：12110

校对｜薛京宁